中国的吟诵追溯历史约有三千余年，曾有“吟哦”、“吟咏”、“诵唸”、“弦诵”、“吟唱”等多种不同含义的称谓，近世已用“吟诵”命名。
通过腔调表达文字内涵的“诵唸”可谓是中国最早的视唱练耳，这种吟诵方式也是古代蒙童学习音乐的早期教育，不同时期的吟诵称谓有着不同的概念，本系列所谓“诵唸”则介乎通常人们理解的“吟”与“唱”之间，而后才逐渐发展为有声腔和节奏的古歌体曲学音乐范畴。因中国地域辽阔语音复杂，汉字音韵历经多次变革，故各地方言吟诵各呈异彩，与自南宋朝以来的官话切韵系统出入较大。
古时读书都是以吟诵方式传播，学生们以唸、诵、吟、唱等四种方式来作为学习识字与音乐的启蒙，再以背诵、默写、解字、作文等方式提高语言文字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多以“琴”（古琴）作为读书发音咬字的音高标准弹奏和之，因此这种吟诵古代又称之为“弦诵”。
古代私塾的年幼蒙童自四五岁到六七岁不等，学习念书后再解决识字问题。而此时的“念”字就是加上“口”字边的“唸”了，是代表有腔调、有节奏“唸书”的读书调，这就是吟诵中的最基础练习——“诵唸”。有了诵唸古文的基础再吟诵感情内涵丰富的古诗，因而产生不同心境和声调强弱的微妙变化，使之成为一种既有规律又自然随意的吟唱方式。
《诗经》就是我国有记载以来最早的吟诵作品，孔子在《论语》中总是提起“诗云”呀“诗云”的，这就是圣人对《诗经》的推崇，如今我国各地仍有众多古文爱好者以吟诵的方式在民间传播吟唱《诗经》。
随着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替，前朝的诗歌腔调逐渐淹没，曲词却成为诗歌经典文学被保留，而此时新的吟诵腔调也就相应诞生了。因此，这种以四声阴阳为规律强调字音准确的吟诵方式，就是吟诵中最基本的简单腔调，而“诵唸”恰是最能增强记忆的学习方式，也是对音韵的初步了解以及音乐教育最基础的声乐练习。
自春秋到东汉以来，前朝留下的诗、骚、乐府、词、曲等唱腔逐渐失传，但在读书人口中却依照当时的字音行腔作歌。此时的古诗文又被新鲜的时尚腔调传诵，而这种新腔又会慢慢改革发展。因此在文辞上才不断地推陈出新，咬字切韵的行腔方面以自然抒情为先。于是，新的文体也就悄然而生，这些作品无不与吟诵息息相关。
《文心雕龙》中的《神思》篇中有: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这说明只有吟诵自己创作的辞赋才能有文艺合一的美感，故而在用字、饰词方面强调可歌性是最基本的创作概念，如果不会作朗朗上口、用典恰当、可歌可泣的辞赋，在彼时就不能算是一个标准的文人。
唐宋以来，中国的音乐、歌舞、戏曲随着国力的盛衰，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唐诗的曲调逐渐被民歌、戏曲借鉴发挥，又因南北民族矛盾引起的战乱而导致民众迁徙，此时的诗逐渐被“词”所取而代之。从音韵的改变到文学创作上的更新，使得我们目前只能寻找些宋代以来的腔调痕迹。元末以来，宋词的演唱曲调被南曲吸收，有些曲调逐渐凋零，到明清时期，宋词的歌唱曲调多被吟诵调子取而代之。明代以来，新的音韵也没有全部把旧韵所抛弃，俗唱曲调的口语化音韵不断地影响着古文诵读，而它们之间又是息息相关，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的牵连。因北金南宋的对峙一百五十多年，南北曲形成突起之势。到了元朝，北曲杂剧逐渐超越了宋词的歌唱体系，使得音乐声腔形成固定模式，而后的明朝则是传奇剧作时代，利用南北曲演唱则是昆腔一统的局面。因此，这时的唐诗、宋词只是在读书人的口中吟唱了，又因《中原音韵》与《洪武正韵》的影响，在读书人的口中亦有变通着《广韵》字音的吟诵。
明清时期，由于《四书》、《五经》等儒家正统经典在文人心中的地位根深蒂固，其吟诵腔调又不能如诗词那样随意多变，因此在个性声腔以及节奏方面平易古直，这是当时诵唸经典不可按照心境自由发挥的缘故。所以在音韵上虽然逐渐向近代语音过度却又能坚守入声字音，虽有地方语音的影响，各地在吟诵古文的切韵咬字上却又是大同小异，刑场自然而然的区域性特色。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皇太后下诏书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废除科举制度，这标明西体中用的治国方略不断延伸，以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不能满足政治体制的需要，废除中国始自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因此这时的孔孟之道不能成为选拔人才的政治需要，儒学如同冰山崩倒一败涂地。在当时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已经没有任何改变身份从政的实用意义，那么这种读古书的诵唸方式自然逐步消失亦在客观情理之中。
民国初年，新学堂兴起，废止私塾，部分旧学只能在幼童学前作为识字启蒙，而后的新式教育摒弃了《四书》、《五经》。所以，吟诵风格的读书调子自然走出教育的视野，新式的音乐教育模式则取代了那种悠悠冗长的唧唧书声。此时的读书基本音韵早已成为以北京音为准的北音系统，人们也就不重视入声字和一些应该读古音的文字了。
民国以来，曾倡导以南京音为主的吴音普通话作为国语，但终究抵不过明清以来自然而然流传的那种文牍官话。此时读书诵唸的调子正在被新派教育人士所唾弃，新式的音乐教育以及白话文章和白话诗都是那个时代的先锋学派，也是当时中国文化进程的必然道路。
上世纪20年代末，吴承仕先生在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国文课堂上，利用课程曾传授些吟诵腔调，但终不属正式课程范畴而没能提倡起来。上世纪四十年代，江苏常州地区还有一些能用吴音吟诵者，赵元任先生有感于吟诵濒临失传而专门录音抢救研究。教育家唐文治先生则是以身作则，索性把吟诵安排到他主办的学校里，经他传授过的弟子多达数百名，后世把唐文治先生吟诵的调子称之为“唐调”。如今的常州的吟诵已经成为方言性的吟诵遗产代表作，以婉约绮丽的古歌声腔演唱着诗词经典，在文学艺术界久负盛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崭新的教育体制已经基本有了固定模式，在学习古典文学方面按照当代普通话汉语标准，如此在古文、诗词的音韵方面就自然存在一些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北京语言大学王恩保教授曾经为抢救吟诵而专门做课题研究，留下很多弥足珍贵的音响资料。近来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大气候下，有些研究中文的有学之士不断呼吁把吟诵继承传播，利用吟诵方式在传承古汉语、古典文学方面又有了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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