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老子>》
李景强
（本文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的“钱选国学名著”书系王弼本《老子》所写的序言。）
读懂《老子》不是很容易，也不是很难，这样说表面上看像绕圈子，实际上是大实话。先说不容易的原因。老子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思想家，他反世俗、反常识，要求人们达到一个几乎无法达到的境界。比如老子讲“兵强则不胜”（《七十六章》）。按照常识，兵强则胜，兵不强如何能胜？老子却认为大家通常所说的“胜”是打败对方，让对方暂时不能争，一旦能争了，还要争，这怎么能说是胜呢？真正的“胜”是让对方根本就不跟你打，也就是彼此不争。大家都搞军备竞赛（兵强），今天你打败我，明天我打败你，最终的结果是谁也胜不了，都败了，所以说老子说“兵强则不胜。”世俗是人的存身之本，常识是人的认知之本，没有世俗人就活不下去，没有常识人就失去了理解和判断的前提，老子把这两个东西都推翻了，这就在老子和他人之间竖起了一道认知的墙。孔子说老子“犹龙”，他“不能知”，就是这个缘故。 其实，老子自己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七十章》）“易知”而“莫能知”，“易行”而“莫能行”，就在于有世俗的、常识的那道墙，把那道墙拆了，老子的思想就“甚易知，甚易行”了。此其一。
其二，本来就不容易弄懂的《老子》被一些自以为懂的人给解说得很混乱。从原理上讲，只有性情相类、学识相近、观念相通的人才能真正互相理解，反之，则只能是误解。一个很世俗功利的人，根本不能真正理解无为无欲到底是怎们回事。不懂，还要注解，就只能是越说越糊涂了。中国有“见仁见智”的话，很多人拿它来作掩护。其实，有学识有思想的人，对某一本书、某一个人的理论有不同的理解，才能“见仁见智”，比如王弼、牟宗三、徐梵澄等对解读《老子》的分歧。 如果既无学识又无思想，仅仅是为了迎合某种需要或评个职称，那就既没有仁，也没有智，只是要吃饭而已。牟宗三说：“一般人只是妄谈释道，并不真能了解，但以其有趣味，有浪漫性，故随便妄谈之。” 牟宗三的话不是偏激之言，而是很实际，很透彻。要真正弄懂《老子》的人，最好少看或者不看这些注解，道理很简单，偏见不如无知。要看构成老子语境的那些书，实在需要注解的，看一下河上公和王弼的注也就够了。
读懂《老子》的关键在于拆除那道认知的墙。如何拆呢？我认为有三个办法：一、了解老子的心性；二、弄懂《老子》的语境；三、把握《老子》的宗旨。心性是一个人之所以是他自己的心理和性情，它决定着一个人的认知方式和话语方式。不懂一个人的心性，就不能理解话语的度，不能把握语义的深浅和情感的强弱，往往是“给个棒锤就纫针”式的把书读死，把义解偏。语境是一种思想产生的背景，思想家的思想不是望着屋顶想出来的，他有一个思考的具体对象，有一个时代的具体问题。不弄清楚这些具体对象、具体问题，就会把思想家的思想抽空，变成一个看似真理实际没有着落的伪理论，就会产生把驴唇安在马嘴上的误读。宗旨是一个思想家思想的目的。一种思想的独特理论体系和深奥的逻辑系统都是为思想家的宗旨服务的，抓住思想家的宗旨，思想家的思想就变得前后贯通而且简明了。否则就会把思想家的思想拆解成无数的碎片，随手捡起一片研究它的价值，其实它已经没有价值了。我以为把以上三个问题弄清楚了，就可以把那道墙拆了，至少也可以打开一个洞，看见一点光亮。
一、老子的心性
要了解老子的心性，首先要确认老子是谁。司马迁说：老子是楚国人，“姓李氏，名耳，字聃，”曾经是周王朝的官员，负责掌管政府藏书和文件，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档案馆馆长，也算是一个部级干部了。随着周王朝的衰落，老子就离职不干了，到了陕西的散关，被关令尹喜逼着写了一部《老子》，就消失了。 按照这个说法，老子是谁，应当是很确定的了，但司马迁又说：老子也许不是那个“老聃”，或许是楚国的另外一个隐士叫老莱子；也可能是战国时期周王室的守藏史太史儋。 司马迁的疑问导致了宋代以后无数学者的无穷考据。考据的结果不但没有确证老子是谁，而且更加纷纭，连彭祖都被牵扯进来了。 从学术角度讲，弄清楚老子到底是谁不能说没有价值，但从读懂《老子》上讲，价值就不大了。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忽略写《老子》的那个人究竟姓甚名谁，只把他或他们 认作是写《老子》的那个老子，从《老子》一书中认识老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历代老子的画像，总是笑嘻嘻的样子，仿佛天下事皆不无可无不可，如果认真读《老子》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笑嘻嘻的老子是隐士和太上老君的捏合， 写《老子》的老子是一个孤独、高傲、愤世嫉俗，并且有点儿极端的人。
老子在《二十章》中有一段内心独白，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 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这段话即使不加注解，普通的读者也可以理解到老子的孤独感。《七十章》中，老子说：“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披褐怀玉。”这就不仅是孤独，而且是高傲了。严尊对《七十章》有一段非常优美深情的解说：“寂然荡荡，莫之能明；皎然昭昭，莫睹其情；颓然默默，魁然独存；薄外厚内，贱己卑名；去众离俗，与道为常。”（《道德真经旨归》卷一二）读这段话，总让人想起屈原那两句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当然，老子不像屈原那样“恃才傲物”，只是“卓尔”， 认识和境界与众不同。因为与众不同，才会孤独、高傲，才会有与众不同的视野、见识和思想。
如果能离群索居，不问天下事，“卓尔”倒也能自在逍遥，但老子偏偏是一个“爱民治国”，要“取天下”的人， 这样老子的“卓尔”就必然要愤世嫉俗，而且极端了。《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话说得很激愤，把儒家和西周以来的传统都给否了，既骂了孔子，也骂了周公。徐梵澄先生说：老子这段话是“诃斥之”， 非常恰当。这类愤世嫉俗的话，老子说了很多，如《三十八章》：“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五十三章》：“大道甚夷，而民好径。”《七十四章》：“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等等。真正的大思想家都是当代社会的批判者，赞同当代社会的人要么是政治家，要么是既得利益者，要么是愚昧的从众，肯定不是真正的大思想家，所以真正的大思想家都很愤世嫉俗。愤世嫉俗的人说话免不了有点儿极端，人们理解思想家的话语就要把这极端的因素看淡，要去其感性，明其义理，千万不能在这些话语上较真。任继愈先生在注解上引《七十四章》中的那两句话时说：老子“对待起来造反的人民可是不客气，是敢于动刀杀人的。” 就太较真了，非要据此把老子弄成个“历史反革命”不可。
了解一个人的心性，并不意味着就了解了一个人的思想，但它可以提供一个了解思想的通道，不至于误解。学术界长期忽视对老子心性的研究，恐怕是误解《老子》的一个原因。
二、老子的语境
后世读《老子》之所以觉得深奥，是因为产生《老子》的语境丧失了。思想家的思想不是望着屋顶想出来的，他有一个思考的具体对象，有一个时代的具体问题。比如《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三章》）。西周时代，大夫以上是世袭，没有贤不贤的问题，只讲血统就够了。但是，在“士”这个阶层中，就要“选贤与能”了。到了春秋战国，世袭虽然还存在，但已经“礼坏乐崩”了，王侯们把国家交给了贤能之人去治理，招贤纳士就成了风尚。所以儒家、墨家、法家都要讲“尚贤”的好处。但《老子》偏偏要讲“不尚贤”的好处。有了这个语境，《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也就极其简明了。再比如老子讲：“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二十一章》），这句话讲的是“道”与“德”的关系。为什么要讲“道”与“德”的关系呢？儒家是尚德的，而且把“德”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形而上的存在，看作是一切存在的本体。《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在老子看来，这就把“道”与“德”的关系颠倒了，《三十八章》：“故失道而后德”就是针对着儒家讲的。所以老子要讲“道”与“德”的关系，强调“德”是从“道”那里来的。“惟道是从”就把“德”的来源说清楚了。正是因为“德”来源于“道”，所以老子说：“道”为“尊”，“德”为“贵”。 “尊”与“贵”都是强调存在价值的重要性，但它们有很大的差别。 “尊”是天赋予的价值，“贵”是人赋予的价值，而且“尊”一定在前，在先。尊者可以为贵，贵者不可以为尊，就象清代王爷和宰相的区别一样。了解了老子讨论问题的语境，就能弄清楚老子究竟在说什么，理解和阐释也就能够圆通。
从总体上讲，《老子》的语境有两个，一个是理论语境；一个是现实语境。《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就是老子的理论语境。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当时人叫做“无道”。如何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也就是“有道”，是先秦诸子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因此，先秦诸子们都在讨论究竟什么是“道”，以及由此而推演出来的什么是“天道”、“地道”、“人道”、“圣人之道”、“治国之道”等问题。老子认为人们所讲的“道”不是真正的“道”、永恒的“道”，他要从理论上把一个真正的“道”讲清楚。这就是《老子》的理论语境。《老子》的现实语境是治国救世。先秦诸子们讨论的现实问题主要是如何治国，如何取天下的问题，包括如何为君，如何做臣，如何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如何用贤，如何用兵，如何用法，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概括起来说儒家主张“德”；墨家主张“俭”；法家主张“法”；老子主张“朴”，即“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
《老子》的理论语境和现实语境是紧密关联的。理论语境讨论的是形而上的问题，现实语境讨论的是形而下的问题，形而上是为形而下提供根据，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最后要落实到形而下，也就是治国和取天下的问题。王弼注《老子》之后，把《老子》的现实语境淡化了，把《老子》变成了形而上的“玄学”，后人大多沿着王弼的思路解读《老子》，越来越难懂。因此，读《老子》的人要分清楚王弼的《老子》和老子的《老子》。王弼的《老子》是一个纯粹哲学化的《老子》，老子的《老子》是一个哲学社会学的《老子》，有玄虚的东西，但总体上看很实际，只要把语境弄清楚，老子的思想就不是零碎的话语片段，而是一个思想一贯，形而上和形而下贯通的体系，就不难懂了。
我认为，要读懂《老子》，要少看或不看《老子》的注解，要看《左传》、《国语》、《管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左传》和《国语》是大语境；《管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是小语境。有了这个大语境和小语境，老子所说的很多话语，如“道”“一”、“朴”、“无为”、“无知”、“无欲”、“不言之教”、“外其身”、“后其身”、“柔弱”、“国之利器”等等，都会变得比较简明，就像听一个心性独特，看惯世事变易的老人给你讲他如何理解天下，如何理解社会，如何理解人生一样。
三、《老子》的宗旨
大思想家们写一本书都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贯穿到全书中，就是宗旨。思想家为了让人们理解和接受他的宗旨，要反反复复，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地到处找根据，寻求他与他人的认知契合点，因此，如果读者不能抓住思想家的宗旨，就会被思想家从天上到地下地带着转迷糊了。宗旨是纲，抓住这个纲，一大堆看上去纷纭零乱的概念和命题就都附着在一条线上，清晰有序，和谐统一了。
讲《老子》的宗旨，首先要分清一个界限，那就是《老子》和《庄子》的界限。注解《老子》的一些学者总喜欢用《庄子》讲《老子》，用庄学讲老学，是很不恰当的。《庄子·天下》把关尹子和老子放在一起，说他们的思想是：“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这是庄学对老子的理解，多少有点儿“为我所用”的意思，实际上是把《老子》的宗旨给丢弃了。老子不是隐士，不是杨朱，也不是庄子，如果给先秦诸子们划分阵线的话，老子和孔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可以为伍，决不可以与杨朱和庄子为伍。老子、孔子、墨子和管子都要治国救世，只是根据不同，方法不同。孔子要“克己复礼”，严格社会等级；墨子要“摩顶放踵”，苦行兼爱；管子要“富民强国”，称霸天下；韩非子要严刑酷法，搞威权主义；老子要无为而治，建立“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他们之间有分歧，有争论，但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治国救世。杨朱和庄子则完全不同，他们不要治国，更不要救世，而要忘天下，忘社会，忘国家。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还有个自我，庄子连“我”都要丧失掉，无生无死，无是无非，只要自在逍遥，“游无何有之乡，而处圹埌之野。”（《庄子·应帝王》）如果让老子和庄子坐在一起，他们之间大概是无话的，因为连争论的基础都没有。庄子一派把老子抬举出来，是要借“道”发挥，实际上跟老子讲的完全是两回事。余英时先生说：“《老子》一书可以说是以政治思想为主体的，和《庄子》之基本上为一部人生哲学的作品截然异致。” 正是因为这个“异致”，汉初才可以用老子的思想医治战国之痛，秦火之伤，达到天下大治，若用庄子不要说不能治国，连家和国都没了，只能隐居山林，倾听天籁了。
《老子》的宗旨是什么呢？清人徐大椿认为：“道可道，非常道”是全书的宗旨。 后人也多有跟随着这个说法解《老子》的，但这是似是而非的误解。老子讲“道”只是为了给他的宗旨提供根据，目的不在“道”上。《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讲的是“君人南面之术”，说的就是老子。 这个说法虽有点偏于一端，但还是看出了《老子》的宗旨。比较而言，徐梵澄先生说得更准确些，他说：“老氏之道，用世道也。将以说王候，化天下。” “说王侯”是“君人南面之术”，“化天下”是社会、人生理想，这正是《老子》宗旨。冯友兰先生说：“当时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对待新兴地主阶级的新政权、地主阶级专政的新社会，有一种态度是以退为进，有这种态度就有一种与之相应的策略，。《老子》这部书一部分讲的就是这些策略，以及与这些策略有关的政治、哲学的理论根据。” 这段话有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有些词语也略显偏狭，但对《老子》一书的总体把握还是大致不差的。
章太炎说：“老子的主张，使人不容易捉摸，庄子的主张比较的容易明白些。” 这话说得有道理，原因是庄子的理论是直接贯通的，从虚无的“道”，到齐物，到人生的逍遥，理路顺畅，一路连通。老子就很绕弯子，把很多人讲迷糊了。比如“无为”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直就没有讲清楚。
人们通常说老子讲圣人“无为”，或者讲“无为而无不为”，这种讲法表面上似乎没有问题，其实是不通的，义理不通，也不符合老子的思想。首先，老子确实讲“无为”， 可是老子也讲“有为”，如《七十七章》：“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八十一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等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次，老子只说过：道“无为而无不为”。 从来没有说过圣人要“无为而无不为”。说到圣人的时候，只讲“无为”和“有为”。张岱年先生讲老子的人生理想时说：“无为即自然之意，无意于为，虽为亦是无为，故无为而能无不为。” 这种说法在义理上可通，但把主体对象搞错了。道理很简单，“道”可以“无不为”，圣人是人，不是“道”，没有“无不为”的本事，比如圣人就不能生天生地生万物。说圣人可以“无不为”，圣人不就成了“道”了吗？那么老子到底要圣人“无为”还是“有为”呢？如果懂得《老子》的宗旨，这个问题就很好回答了，进而，老子的“无为”之论也就清楚了。
“为”这个词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行为，二是指目的。老子说：道“无为而无不为”句中的第一个“为”字指目的；第二个“为”字指行为，意思是“道”做了一切该做的事（无不为），但并没有什么目的（无为）。没有目的的含义就是《二章》说的：“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在《老子》一书中，凡“无为”二字连用，“为”字均指目的，单用一个“为”字，或讲“不为”的时候，“为”字均指行为，如《三章》说：“为无为，则无不治。”《七十七章》说的：“圣人为而不恃。”《八十一章》说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等等。老子要圣人“无为”而“有为”。只讲“无为”不讲“有为”，就不是老子了。朱熹在讲到《老子》的时候，多有贬意，但他说：“它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叫你枝梧不住。” 还是很有见地的。
抓住了《老子》的宗旨，老子的理论就可以显示出一个系统来，“玄”的部分可以变得显明，“虚”的部分可以变得务实。比如老子讲“道”是为了讲“德”；讲“无”是为了讲“有”；讲“自然”是为了讲“功成”；讲“静”是为了讲“动”；讲“柔弱”是为了讲“坚强”；讲“无为”是为了讲“有为”；讲“后其身”是为了讲“身先”；讲“外其身”是为了讲“身存”；讲“婴儿”是为了成“圣人”；讲“小国寡民”是为了“取天下”。《钦定四库全书·子部·道德经注》纪昀等人写的“提要”说：“夫老子生乎乱世，立清净之说以救之，特权宜拯弊之一术，犹曰：‘不药而得中医耳’。”这个讲法很有趣，也很精辟。不用药还要把病治好，这就是老子思想的精髓。
最后，附带说一下《老子》的版本问题。《老子》的版本很多，流传最广的是严遵本、河上本、王弼本，傅奕本。 近年来，注解《老子》的人，大多以王弼本为底本，参照楚简本和帛书甲、乙本，以及其他传本，以己之意，擅自定夺词句，造出了更多更纷乱的文本，普通读者可以全然不去管它，只读王弼本的《老子》就可以了，如若研究，则另当别论。
200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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